历史地看，国民政府时期对研制的尝试，是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的发端，是中国原子科学发展史上一段不可忽略的历史。客观来看，在研制方面，当时的国民政府的确拥有一些有利条件。但由于美国对技术的垄断，以及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和财政问题，让这一计划最终搁浅了。

　　本书以大量史料文献结合档案材料，复原了中国1964年10月16日试爆第一颗的历史过程；前史后传，兼及国际、国内的㊣㊣背景史事，尤其是中苏从友好援建到后来的交恶撤援，以及美国核威慑核讹诈的外部环境变化，国内从中央顶层设计、军委决策领导到科研技术部门与专家的攻坚克难，叙事井然有序，史料脉络清晰，是一部著述态✅度严谨、史料史实真实可信、可读性很㊣强的历史著作。

　　全书在史实、人物钩沉描述完整清晰的基础上，本书以史带论、聚焦“两弹一星”精神，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这24个字，分别结㊣合史料加✅以梳理阐✅释，体现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的立意高度。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国防史与科技史㊣研究。

　　爆炸带㊣来的巨大冲击力，让当时的国民政府萌生了研制的念头。历史地看，国民✅政✅府对研制的㊣尝试，是中国的核科学技术研究的发端，是中国原子科学发展史上一段不可忽略的历史。客观来看，在研制方面，当时的国民政府的确拥有一些有利条件。

　　第一，国民政府中有能够接触到机密的人——俞大维。 这是国民政府决定暗中筹划研制工作的关键人物之一。

　　俞大维，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长兼军政部次长，主要主持兵工署枪炮制造和弹道的研究工作。因工作关系，俞大维和当时在中美联合参谋本部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魏德迈相交甚好。魏德迈对俞大维非常信任，因此，在广岛、长崎投爆后✅不久的一天，魏德迈给俞大维看了一份秘密报告，即著㊣名的《士迈士报告》。该报告的全名为：《原子能的军事用途：美国政府发展之官方报告》，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作为美国官方解说研制历程的标准文本，大致介绍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制的经过；另一方面，为保守㊣机密，为参与美国首次核试验的科学家在公开场合介绍设定了一套标准说法。

　　魏德迈在给俞大维看《士迈士报告》时，还直截了当地问俞大维：“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造？”魏德迈其实是在暗示俞大维，他愿意在研制方㊣面给予国民政府帮助。领会这一暗指信息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便开始秘密筹划的研制工作，具体交由军政部长陈诚和俞大维共同操办。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命令军政部批十万元法币作为国民政府研制的启动经费，并指示兵工署腾出一间大礼堂作为研究人员的办公场所。

　　左一：1947年，交通部部长俞大维在全国航政会议主席台讲线年，蒋介石、魏德迈（左）、赫尔利联合发表抗战胜利演讲

　　第二，国民政府联系到几位优秀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并通过他们物色了一批可期培养为专业核研究人才的优秀学生。1945年秋，陈诚和俞大维在重庆秘密召集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以及物理学家吴大猷，向他们咨询研制的有关问题。

　　根据吴大猷的建议，国民政府决定派遣物理、化学、数学方面的青年学生赴美研习，“此行的任务是为政府计划建立一个科学研究机构”，这个科学研究机构实际上就是原子能研究机构。关于出国费用，据后来担任国防部第六厅厅长的钱昌祚㊣回忆说：“陈总长曾命六厅资助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赴美研究原子能及火箭，其所需外汇尚系兵工署垫拨。”

　　1945年冬，有五位年轻㊣人被选派美✅国研习：原子物㊣理方面，吴大猷挑选了朱光亚和李政道；化学方面，曾昭抡推荐的是唐敖庆和王瑞 ；数学方面，华罗庚选了孙本旺。五人出发前，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方面立即开始给各人加速讲授近代㊣物理，一方面将美国‘士迈士’报告（是一份详✅述美国发展经过、在当时尚未正式公布的绝密文件，仅有一册，系美国交给我㊣国军政部，由俞大维次长再交给我们）分作五份，由李、朱、孙、王、唐译✅成中文，

　　除了选拔青年学生赴美之外，国民政府还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为筹划✅铀的提炼工作，国民政府首先成立了专门主管武器研✅究开发的国防部第六厅。同时，清华大学工㊣学院创始人、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研制的委员会。

　　依据这一建议，1946年6月，国民政府成立了以俞大维等11人为核心的原子能研究委员会。这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改为国防部后，成立㊣的首个国防科技研究单位。但据吴大猷回忆说，关于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我虽是委员之一，但从未参闻其事”。可以看到，实际上，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形同虚设，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三，一位美国核科学家的主动相助，助推了国民政府研制的计划。1946年8月6日，时任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在美国拜访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辐射研究所所长劳伦斯。在会谈中，劳伦斯表示乐于帮助中国建造加速器，并提出加利福尼亚大学可赠送部分研究仪器给中国。这是此次拜访最大的成果。

　　回国后，顾毓琇就此事向蒋介石做了汇报，希望国民政府“高瞻远瞩，赐准制造原子试验器”。蒋介石当即㊣表示同意，并批拨了50万美元的研制㊣经费。蒋介石如此之大气，原因很简单，因为劳伦斯是加速器的发明者，同时还是铀-235同位素分离的专家。

　　1939年，劳伦斯因发明了回旋加速器以及由它所获得的成果，特别是在人工放射性研究方面有了巨大突破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铀的利用方面，劳伦斯很早就认识到通过铀的裂变可以制造，并且积极向官方提出进行铀同位素分离研究的建议。1941年12月6日，罗斯福批准了美国研制的计划。次年8月11日，美国正式制定出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有三个✅秘密核基地：专门分离铀-235的橡树岭、专门生产钚的汉福特、专门设计和制造的洛斯阿拉莫斯。这其中，劳伦斯主要负责的就是橡树岭铀-235同位素的分离。

　　铀-235同位素分离，是研制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天然㊣铀含有铀-235和铀-238两种主要的同位素。铀-235为易裂变核素，是研制所需㊣要的裂变燃料，而铀-238只有在受到强中子照射后才能转变㊣为裂变燃料。在一定条件下，天然铀可以发生链式核✅裂变反应，但由于其中铀-235的丰度只有约0.7%，如果以天然铀为装料，会存在✅燃料多、体积大、成本高、技术复杂等问题。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动力和研究用反应堆要采用铀-235丰度较高的浓缩铀，供用㊣的装料，则要求铀-235丰度高达90%以上。这一使铀-㊣235富集的过程就是铀同位素分离添加剂种类。

　　在曼哈顿计划中，劳伦㊣斯先是将加速器改装为质谱仪，然后又通过质谱仪利用电磁分离的方法获得裂变材料铀-235，这就为美国研制第一颗提供了必需的核燃料。因此，获求劳伦斯㊣在加㊣速器建造方面的援助，能够极大地助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解决研制的燃料问题。这也是蒋介石如此重视劳伦斯的根本原因。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会批拨 50 万美元作为国民政府研制的经费？这与胡适有关。1945年秋，胡适到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制宪会议。此时，恰逢钱三强在英国进行短期工作，于是，胡适便通过使馆约见了钱三强。一是为了见老朋友，在五四运动时期，胡适便与钱三强是好友。事实上，此次约㊣见更重要的目的，是邀请钱三强到北京大学专门从事核科学的研究工作。胡适还借给钱三强800美元，作为他们夫妇俩回国的路费。

　　与此同时，胡适开始罗致其他与核研究有关的国内外人才。1947年上半年，胡适提出了一个名为“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的计划。该计划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交给了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和总参谋长兼海军总司令陈诚。

　　胡适在报告中说：“我今天要向你们两位谈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还请你们两位把这个意思转给主席，请他考虑这件事。简单说来，我要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 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现在中国专治这种学问的人才，尚多㊣在国外，其总数不过七八人，切不可使其分散各地，必须集中研究，始可收最大的㊣成效。”

　　胡适还㊣附列了一个名单，共九人，包括钱三强、何泽慧、胡宁等人，并申请了50万美元经费。在报告的最㊣后，胡适还说：“科学研究的第✅一条件是工作人才，第二条件才㊣是设备。现在人才已可㊣集中，故敢请国家给他们增强✅设备。此意倘能得两位先生的赞助，我可以断定，我们在四五年内一定可以有满意的成绩出来。”看过胡适的信后，恰逢劳伦斯愿意在原子研究仪器设备上帮助国民政府，有研制意向的蒋介石便批准了胡适的申请，同意批拨50万美元用于研制。

　　1946年✅8、9月间，怀揣着“学习制造”之梦的五㊣位青年学生在华罗庚的带领下抵达美㊣国。但遗憾的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低估了美国对技术的垄断程度。当学生们到达美国之后才得知，对于技术，美国的保密等级非常之高，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其有关研制的科研机构和工厂。于是，国民政府便让几位年轻人到各自适合的大学继续学习或开展研究工作。此后，吴大猷去了㊣密歇根大学，华罗庚去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李政道考入芝加哥大学，朱光亚考入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

　　事实上，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还曾打算留用几位日籍所谓的“原子能专✅家”，但因遭到大批科学家的反对而缄口收场。1947年4月21日，白崇禧还曾建议国民政府设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同时为国立物理科学所增配相关研究设备，并申请批拨经费140余万美元，外加第一年补充设备费100万美元，共240余万美元。蒋介石亲笔批复白崇禧签呈：“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尔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忙于内战，再加上政治局势和财政问题混乱不堪，无暇筹划研制事宜，经蒋介石批准的50万美元的核研究经费最终也只是一纸空文。国民政府的研制之梦至此搁浅。

　　客观来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研制虽匆匆“上马”，但也确实投以人力财力以付诸实践。然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混淆了美国政府和美国科学家对待核科学技术的态度。在美国科学家看来，科学无国界，而美国政府却想垄断技术，致使国民政府欲意依托美国专家培养核研究人才的计划最终破产。不仅如此，留用日籍研究人员的政✅府动议，也没有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作出周密考虑，日后分析，实际上也只是为日方人员提供留居中国的借口。

　　尽管如此，历史地看，国民政府对研制的尝试是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的一个发㊣端，对日后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本书旨在探讨碳中和时代的国际能源政治，深入分析绿色低碳浪潮下的全球能源秩序、权力变革趋势、转型道路分歧、能源供㊣应链竞㊣争、新型合作网络等，重点关注㊣中、美、欧在能源事务上的激烈博弈，并及时跟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所引发的能源挑战及其对国际关系的诸多冲击。此外，本书揭露了西方国家在能源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提出在新时代中国应成为引领世界能源革命的“造市者”与“造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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